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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乐、醒狮、武术、英歌舞……充满大湾区风味******

　　广东卫视湾区春晚，大年初一，喜乐开年！

　　国乐、醒狮、武术、英歌舞……充满大湾区风味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2023年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遇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将在广东卫视播出。

　　腾格尔、钟镇涛、GAI周延、林峯、阿云嘎、曾小敏、周柏豪、炎明熹、陈思思、伍珂玥等老中青三代实力派艺人加盟，让湾区春晚未播先火，#广东卫视湾区春晚官宣定档# #湾区春晚火热录制中# #腾格尔现身广州录制湾区春晚# #林峯现身湾区春晚#等相关话题提前抢占微博、抖音、快手热搜榜，让网友对这场充满大湾区风味的新春文化喜宴的关注和讨论度持续飙升。

　　事实上，这场含“粤”量全国最高、融“湾”度全国领先的春晚，在创作思路、艺术亮点、舞台科技三方面可谓亮点纷呈。

　　创作思路

　　三大篇章喜迎兔年新春

　　本场湾区春晚设置了“春色满堂”“风生水起”“星辰大海”三大篇章，是《国乐大典》《流淌的歌声》《技惊四座》等广东卫视王牌综艺与湾区文艺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导演组围绕基于“愿望”构建起的文学逻辑和基于“国乐”延展开的音乐逻辑，采用双线并行的方式，串联起整场湾区春晚。

　　一开场，便运用长达2分钟的一镜到底拍摄手法，令上百人的参演阵容，合力呈现“开门红”的热闹喜庆气氛。周柏豪、伍珂玥、麦嘉欣将带来粤港澳大湾区主题曲《共同家园》，高歌“打开心窗这世界更大”。紧接着，钟镇涛、炎明熹、东山少爷带来串烧贺岁金曲《皆大欢喜》，表达“创业到湾区、发财到广东”的概念。其后，吴彤、林峯、王佳男、黄伟麟将通过演唱一曲《大中国》让现场气氛更加火热，唱出根植在湾区人民心中的家国认同感。

　　从古至今，人们热衷于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表达各式各样的美好憧憬和新年愿望。湾区春晚特意打造了一首原创新歌《新年愿望》唱出观众心声，并以《紫荆花盛开》《之初》《晚风心里吹》等节目表达真诚美好的祝愿，由阿云嘎、马佳、王传越、王莉、乌兰图雅等人演唱的歌曲《如愿》《领航》则寓意中华儿女带着愿望迈向新的征程，紧密贴合中华儿女的情感期许。

　　晚会中大量节目的音乐风格皆以国乐为鲜明标识，《一身正气》《锦鲤戏莲》《彩云追月》《梦梨园》《华夏》等节目以及自得琴社与广东卫视共创的短片，均注入了国风国潮元素。与此同时，本次湾区春晚还创新了主持人的播报方式，以小情景剧带出湾区故事，展示新时代湾区人的奋进精神。

　　舞台科技

　　高科技打造视听盛宴

　　舞台如梦如幻，科技感满满也是今年湾区春晚的一大亮点。

　　晚会通过“主舞台+虚拟场景+动画CG+户外”的方式，利用虚拟场景、AR场景、动画CG、人屏互动、三维空间等多种技术手段，并首度大范围启用XR技术投入晚会制作。实景舞台和虚拟场景的结合、演艺嘉宾与虚拟歌手的联袂，拓展了空间感、拉近了距离感，打造一场湾区风味的沉浸式视听盛宴。

　　舞美设计以“城”为核心，空中造型取自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九宫”概念，棋盘式布局集纳了三合一、频闪、染色灯等种类繁多的灯具，华美大气、光彩灵动，并融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舞台四周还以灯墙阵列环绕城池，既可营造星辰大海的壮阔，亦有火树银花的浪漫，让观众视界得以无限延伸。

　　而AR技术的应用，则让科技与艺术的创新结合有了更直观的视觉体现——摄像机每做一次运动，虚拟现实现场制作解决方案就会根据摄像机的运动轨迹，进行精确跟踪匹配，实时渲染相对应的虚拟元素，完成不同节目所需的AR植入效果，一座古今辉映的欢乐之城跃然眼前。

　　另外，由GAI周延演绎的互动说唱《新年愿望》，录制前在新媒体平台发起面向全国网友和全球华人的新年愿望征集活动，所征集到的网友愿望将被制作成一棵AR愿望树，实现融媒交互跨屏联动。

　　基于人工智能小冰框架生成的AI歌手陈水若，也抵达晚会现场，和一众嘉宾共唱贺年曲。由吴彤领衔100位古筝演奏者带来的跨时空民乐演奏《彩云追月》在XR技术的赋能下，实现了“天宫”和“岭南古典建筑”等场景的多重转换；而全XR拍摄的戏曲节目《梦梨园》，将粤剧、潮剧、汉剧、雷剧之美集于一身。

　　艺术亮点

　　湾区非遗元素创新演绎

　　作为著名侨乡，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湾区春晚提取了国乐、醒狮、武术、鱼龙舞、麒麟舞、舞鹰雄等广东非遗文化元素，用年轻人喜欢的创意表演形式呈现出一场岭南国潮文化歌舞秀。湾区春晚还通过艺术的跨界融合，对海量文化符号进行深度“活化”，创排出高燃、绝美、走心的节目内容，推广“有滋有味的湾区中国年”。

　　以超强唱功和强烈个人演唱风格著称的腾格尔，此次受邀同广州本地说唱歌手王中佑一起，在南山英歌队和奇幻舞团伴舞下，演唱湾区春晚的原创歌曲《一身正气》。这首歌用古朴的潮语唱出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节目将国家级“非遗”项目英歌舞，跟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摇滚、说唱等方式做跨界融合，助力英歌舞在全网破圈传播。首次挑战大量潮语歌词的腾格尔，有望再次带来“出圈”表演，让广大网友爱上潮语歌。

　　节目《锦鲤戏莲》则糅合了杂技艺术与水下舞蹈，营造出惊艳的古典美：诗意氤氲的岭南庭院中，来自中国杂技团的“玲珑五美”组合仰卧水面，展示着全国独一无二的裸脚蹬伞技艺，凌空旋转的油纸伞犹如莲花绽放；同时，涟漪之下，曾扮演“水下洛神”的何灏浩化身锦鲤，自在游弋仿佛水下仙子。

　　今年湾区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也很值得期待。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走红的王牌编剧六兽，以及土豆、吕严、闫佩伦、张小婉、麦长青、赖明佳、摩天轮、企鹅等演员，也将带着密集的笑点和包袱，为观众献上小品《新年快乐》《打工财神》。

　　另外，鞠红川、伍珂玥、南方歌舞团将表演以新闻报道《广东24小时》为蓝本创作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曲展现了一日24小时内最具代表性的奋斗者风采，舞台中央置有巨大时钟，随着歌声响起，时针在走动，每跳动一格，便出现一个劳动群体忙碌的身影，呈现出广东人日夜兼程奋斗不息的故事。

　　访问

　　导演：守正创新出精品

　　《遇兔呈祥大湾区——广东卫视春节晚会》整合了广东卫视《国乐大典》《流淌的歌声》《技惊四座》等综艺节目资源，编创一批具有鲜明大湾区韵味的节目。执行导演林维桦、邢狄曦表示，有信心为观众提供一台“主旋律、正能量、艺术性高、观赏性强、年味浓的文化大餐”！

　　羊城晚报：请两位从导演角度总结一下兔年湾区春晚的亮点。

　　林&邢：整场晚会的立意创作是以新春、潮流、科技、网感和喜感为基调的，融入了许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故事、美好生活和岭南特色传统文化元素在里面。节目的编排上，我们希望把守正创新的理念落到实处，致敬经典和原创并重。

　　晚会制作上也有很多新突破，很多较前沿的技术都会应用在舞台视效上，最终呈现出的整体感觉会是一场精彩不断、视觉震撼、喜气洋洋、大湾区味道十足、年味浓浓的春晚。

　　羊城晚报：演出阵容是观众关心的重点之一，本次湾区春晚在调动明星艺人方面有何心得？

　　林&邢：舞台上的表演，我们格外注重跨界和碰撞，比如腾格尔老师会唱潮州话摇滚，这就容易迸发出新鲜火花、玩出新意思。不仅能给观众新鲜感，也能够让艺人突破自己，挖掘出明星嘉宾的多面潜力。

　　舞台之外，艺人们还会跟湾区春晚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上做一些深度互动，比如由GAI演唱的《新年愿望》，歌词就是“众筹”了网友的各种心愿。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很多来自香港、澳门的艺人，如钟镇涛、林峯、周柏豪、炎明熹、麦嘉欣等也积极加盟了湾区春晚。

　　羊城晚报：看春晚会是全家老少合家欢的时刻，我们如何抓住各个年龄段观众的心？

　　林&邢：广东卫视近几年来打造了《国乐大典》《技惊四座》《流淌的歌声》等口碑节目，我们会在此基础上，通过挖掘亮点、形式重塑带给大家不同记忆点，像《流淌的歌声》里各种时光金曲，《国乐大典》里的传统民族乐器……把传统文化元素做出新意是我们的强项，包括这次的《锦鲤戏莲》节目，我们也结合水上杂技和水下舞蹈，做出了一个拥有极致美感的秀。相信这些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节目，可以吸引到各年龄层观众。

　　羊城晚报：两位希望通过湾区春晚，给观众传递什么样的感受和精神力量？

　　林&邢：希望大家能够在湾区春晚中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人拼搏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希望观众看到湾区春晚的第一眼就觉得充满欢乐、充满喜气，更希望通过湾区春晚，祝福观众2023年所有美好的心愿一定都能够实现！

　　羊城晚报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